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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初秦牧颁旨定三京制，分置南京、北京、西京之时，朝野上下都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。因为这有历朝惯例在。
抛开辽、金、元这些游牧民族的国家不算，就是唐、宋、明三朝，也都有两京或四京。为了加强统治，大秦设三京也不为过。
但当秦牧颁旨，要将太庙、社稷坛、皇陵都设在西京时，立即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反对。特别是江南的官员，因为这已经威胁到了他们切身的利益。
起初颁旨置西京，实际上是有名无实，大家自然没有多在意。但如果将太庙、社稷坛、皇陵都设在西京，那事实上等于西京才是首都了。
皇帝居南京，太庙、社稷设在西京，此举不但历朝未有，而且让很多官员产生了疑虑，担心秦牧说居南京只是个幌子，将来西京的宫殿建好之后，便会迁往西京，毕竟太庙、社稷都在西京，这是江山社稷的象征，向来都是设于皇城之内的。
江南的官员当然不愿意迁往残破的关中，这会损及他们切身的利益，直白地说，在江南他们是主场，到了关中他们就是客场了，别的利益且不说，到时在朝为官，想回趟老家都难。
但在此事上，秦牧力排众议，决意要将太庙、社稷坛、皇陵置于关中。这并非单纯是因为玄机子风水之说所影响。对此，秦牧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。
养心殿里，内阁首铺司马安为这件事，亲自求见秦牧，司马安没有一力反对此事，但他作为首辅，必须问个清楚。
关于自己的考虑，秦牧也没有隐瞒他，徐徐地说道：“南京确实太偏南了，很不利于对西北的控制，置西京如果只是有名无实，对控制西北意义也不大。而西北，有明一代，向有兵库之称。大明之亡，陕西民乱也是最大的祸因，对此，司马先生应该不陌生。”
秦牧这么一说，司马安大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但他还是追问道：“秦王确无意迁都西京？”
秦牧摇头道：“不会，关中残破，从唐朝开始，就不足以支撑帝都用度，如今更不行。如果本王真有意迁都，那也是迁来北京，而不会选关中。”
“如此甚好，只是把太庙与社稷另置，终究是前所未有之举，秦王打算如何说服朝中众臣？”
秦牧答非所问道：“南京自古繁华地，民风失于绵软，加上后世之君长于深宫妇人之手，难免缺失之刚健。纵观历朝历代，守成之君莫不如此。这是本王最为担心的。本王纵然规定后世之君必须三五年巡狩西北两京一次，但只怕本王百年之后，后世之君未必会再将当回事。”
当初，秦牧规定三到五年必须巡狩西北两京一次，一是为了稳定西北，就象清代的皇帝前往木兰围场避暑狩猎一样，通过此举，强化一系列的宗教、文化、政治、经济的交流，增强对西北的控制力。
二来也是让后世那些长于深宫的君主，多出去走走，感受一下西北的雄风，让自身增加一点健朗之气。别长年闷在深宫之中，溺死在女人的肚皮上。那样的君主，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。
但再强大的皇帝，也只能管生前之事，就算以祖制定下这样的规矩，后世的君主也一定会阳奉阴违，以各种理由把所谓的祖制掏空；
想当年，朱元璋定的祖制不够多吗？但后世的君主真正执行的有几条，别的不说，象太监不得干政，还立了铁牌置于宫门，结果如何？有明一代，太监不但干政，而且权势足以与外廷抗衡，这在历代是极其少有的。
所以，秦牧深知所谓的祖制，是不足以为凭的，但把太庙、社稷、皇陵置于关中后，那就不一样了。
如此一来，后世的君主想不去巡视都难，除非你连祖宗也不要了，社稷也不管了。象嘉靖皇帝30年不上朝，但却不能不祭祖。象朱棣，你可以造反，却不能不谒陵。
总之，把太庙、社稷、皇陵置于关中，就是逼着后世之君，必须走出去。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这一路过去，只要不是昏庸到极致的君主，路上看多了，对民生总会有些感触。
到了二十一世纪，讯息那么发达的时代，上层还需要不时到基层走走，才能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。这个时候，那就更加需要了。总之，逼着君主出去巡视，绝对是利大于弊的事情。